时装设计师:邓达智 William Tang
伦敦艺术大学授权广州招生代表处 | 2007-10-22
邓达智，英文名：WILLIAM，香港著名时装设计师、市场策划及形象监督及顾问、作家、电台及电视台主持人。曾设计品牌：DANIEL HECHTER (法国)、WHISTES (英国)、TONI GARD (德国)、读卖、古谷惠(广州)。
邓家是香港最早的居民之一，和廖家、文家并称香港的三大家族。邓家在新界的村子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邓家保存完好的宗祠是香港的文物保护单位，而时下粤港一带流行吃的“邓家盆菜”便是邓家流传下来的。
邓达智便出生在这个位于香港屏山的富足的望族村落，风流倜傥的父亲有一妻一妾，家中有十六个兄弟姐妹，邓达智是第四个出生的孩子，却是这个大家族的长子。自小他便有了祖父为自己开的银行户头，衣食无忧。
邓达智形容自己童年的村庄是“伊甸园”，四周都是鱼塘，村外有沼泽地，山上有红树林，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从小，他就热爱那山野间的风景，家里管束着他不让出去，他却偏偏要溜出大屋四处游玩，那时候起，他就爱追着太阳看日落。至今，喜欢旅行的他，最爱看的就是日落。
那时候村里的房屋全是明清时的建筑，邓达智家的大屋不是唯一的，却让香港城里很多名流欣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常常会有地位显赫的名人到屏山天水围打猎，就喜欢住在邓家。至今邓家的大屋里留下很多这样的老照片，记录着那个年代的香港，记录着邓家曾有的荣光。
邓达智很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他说自己的童年是在电视文化之前度过的。小时候他很喜欢听祖母讲故事，讲各种神话。夏天，晚饭后，老人们总喜欢坐在一起聊天，男老人们坐在宗祠前，女老人们坐在宗祠后面，说的故事都不一样。邓达智一会儿走到宗祠前，一会儿走到宗祠后，轮流听来的故事便拿到学校讲给同学听，神气得不行。
但这个世外桃源随着上个世纪中期香港政府的规划管理而逐渐消失，不少人先是在村外盖起了新楼，逐渐地发展到拆了老屋盖新楼。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即将离开香港去国外读高中的邓达智突然想把自己居住的村子拍下来，后来他才知道，那一组他出国前在早上拍下来的胶片，成为见证这个古老的村落的明清民居最完整的图片资料。所幸的是，邓达智家没有拆了大屋建新楼，那座超过300多年历史的老屋如今是邓达智独一无二的寓所。
邓达智感慨，他居住的很多地方都发展了。天水围的红树林没了，野生动物也没了，以前从深圳的某处往新界望过去都能看见那片林子，甚至看见他家的老屋，如今看过去，只能看见李嘉诚建的一片楼。
后来，邓达智在西班牙的格兰纳达买了一栋农舍，他说，那是自己已去世的三姐以前常带孩子度假的地方。看着孩子们在那一片田园山水间游玩，邓达智说那个村子总让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于是他买下那栋房子，为的是送给两个外甥，因为她们从小在那里长大。
父亲最反感的那条道路
邓家是大家族，邓家的子女都是要送到国外受正规教育的。邓达智的父亲一生风流，待女人极好，但做起大家族的家长来，却十分严厉。以至于在父亲去世之后，邓达智说的不是伤心，而是解脱：“终于不用受他的气了。”
邓达智说自己职业的选择，就是和父亲作对的结果。从小他就喜欢画画且有天分，却一直被父亲和家庭反对，似乎，做一个艺术家，不是家族所能认可的正途。最终，叛逆的邓达智和家里达成的协议，是完成起码的大学正规教育。在加拿大读完环境经济学的大学本科之后，邓达智说，原本他的面前有几条路可以选择，因为做服装设计是其中父亲最反感的，他立刻就选了这条路。
邓达智没有按照自己儿时的理想去做艺术家，他说上了大学之后对生活有了另一种看法，尤其是在念完经济学之后。他说，做艺术家太苦，太被动，成功总是有赖于成功的经纪人和欣赏自己的老板，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先做有钱人，他认为，经济独立是最重要的，于是看透之后，他决定做更实用的服装设计。
邓达智到英国伦敦时装设计学院读书。一开始，他上的是另一家时装设计的名校，很快他发现很麻烦：“学生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想明天穿什么衣服上学。”他不愿和一帮小朋友一起整天想穿什么衣服，于是换了学校。他的同学们后来不少成为世界著名服装品牌的设计师，他说这很让自己占便宜，因为只要是采访这些设计师问他们对中国设计师有无了解，他们就会说：“WILLIAMTANG”（邓达智的英文名）。
伦敦留学的生活让邓达智相当地享受，他不仅学到了时装设计的知识，还经历了后来对时装流行产生重要影响的“街头服”和“新浪漫主义”等潮流的诞生过程。他说“街头服”的产生不过是每日苦思冥想换新装的穷学生们把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衣服反复搭配的结果，而“新浪漫主义”，是厌烦了蓬克装束的伦敦学生们在聚会时穿黑衣化白色妆的新鲜点子，几个学生一起玩的东西却对时装界尤其是日本设计师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然让他愉快的不只这些，除了上课和打工，他还能计划出时间和钱来旅游，从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到处旅游。至今，到全世界游历，仍是邓达智每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在旅途中，他永远是独行的一个人。因为，“不希望别人过多在意我的情绪也不想自己过分照顾他人的情绪。”
某天，在路上奔跑着去上学的邓达智被一个摄影师拦住，问他愿不愿做模特，他想反正也要打工，便成了伦敦时尚界第一个亚洲男模特。模特一当三年，邓达智也念完了时装设计，准备在欧洲开始自己的事业。不料回香港陪祖母过春节，想等一等顺道去内地旅游一趟，临时找了份事做，一做便把他的事业留了下来。
最讨厌的就是时尚圈
邓达智以其才华和奇思妙想很快成为香港最炙手可热的时装设计师，他对压皱面料的运用，他对中东、中国服装元素的提取，他将热门社会话题作为时装设计的取材，都在时装界掀起过不小的风浪。然而，面对香港，面对浮华的时尚圈，邓达智却相当地不适应。
他说刚回到香港的时候，发现自己和香港的文化环境很矛盾很冲突，自己虽然是地道的香港人，却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他发现很多香港人说一套做一套，而生在田园长在西方的他从来只习惯于跟人很直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年都闹着回欧洲去。后来，他知道找自己的空间，他搬到老屋去住，他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然而身为时尚圈风头浪尖的人物，邓达智至今坚持，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时尚圈，他说自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时装和设计是两回事。他说：“做时装的人有很多讨厌的东西，巴黎、米兰时装圈的很多人，面孔最讨厌，那种看不起其他人的嘴脸，连小工都是这种嘴脸。”他说在巴黎看时装秀的时候，排队进场，拿VIP请柬的站一个队，拿坐票的站一队，拿站票的又站一队，看到别人的态度，仿佛拿什么票就代表什么阶层，那种感觉很不好。而做时装的人们很少互相交朋友，别人的秀也很少去捧场。他们在一起，互相比的是穿衣服穿什么品牌，还要故意让人家看出来。“你穿什么品牌跟我有什么关系！”邓达智不屑。他觉得不好的是：“现在北京也开始这样了。很明显。”
他觉得内地的时装陷入一个怪圈，要不就是很便宜那种，要不就是特别高级的大品牌，中间一个很大的断层，却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做。他笑说：“北京那些 LV 和 DIOR 的店，很可怜，就一两家，服装就一两件，然后所有的媒体都去拍，模特穿了不知道多少遍，才卖了。买的人不知道。价钱还那么高。很可怜，也很好笑。”他批评内地的时尚媒体越来越不关注本地，本地设计师的作品他们也越来越不捧场，永远捧的就是那几家国外大品牌。他说香港与内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包容性，基本上什么样的品牌在当地都找得到，因而挑选性很强。
为人直接的邓达智常常这样针砭时装界的弊病，过去他还常常以专栏的形式写文章谈论时装话题，写出来的东西常常让人又爱又恨，因此被香港时装界称为“坏孩子”。但是他说现在自己很少再写时尚的文字了，因为现在时尚的文字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和文化有关的，但现在只说外形和细节，他感慨：“不知是读者不要看，还是编辑不要做。媒体现在也说不出时装精妙的地方在哪儿，流行不是外形，要看整个文化背景的。”
崇尚自然、喜欢探究时尚背后文化话题的邓达智选择内地“淑女屋”的“自然元素”品牌作为自己服装设计的新方向，他要做的是“街头服”的系列。他说中国的休闲服市场巨大，现在这一代是穿休闲服长大的，越来越理解休闲服，之所以做“街头服”，他感觉这个文化的气候形成了。我问他，这个文化的气候是什么？他说自己说不清楚，只是感觉到了。他说自己要做的并不是要领导潮流，不过是配合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时装理念，他说，至今他听到对他批评最多最厉害的就是“他不是做时装的”，他说：“他们这么说，其实我很开心。”